成理论体系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英国是由威廉·配第创始,亚当·斯密集大成,大卫·李嘉图最后完成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代表了处于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的利益,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研究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内部联系,提出了劳动创造价值的思想,并接触到了剩余价值问题。但古典政治经济学没有考察剩余价值的来源和实质,把资本主义看作是自然的、永恒的制度,不可避免地带有庸俗的成分。
在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终结和庸俗政治经济学开始形成的同时,代表被压迫、被剥削阶级利益的空想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也登上了历史的舞台。19世纪中叶,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使政治经济学发生了根本的变革,因为它第一次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指明它是一切社会关系中最根本、最本质的关系,它第一次精确指出政治经济学所要研究的不是物,而是物掩盖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在阶级社会中表现为阶级与阶级之间的关系。
生产力是指人们运用生产资料创造社会财富的能力。生产力是推动社会生产发展的决定因素。生产力越高,社会生产发展水平也就越高,从而创造的社会财富也就越丰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高低,直接与劳动者的劳动经验和劳动技能状况、生产工具的完善程度以及自然物质的优劣有关。因此,生产力包括劳动对象、劳动资料和劳动者三个要素。
②劳动资料也称劳动手段,它是人们在劳动过程中用以改变或影响劳动对象的一切物质资料和物质条件。劳动者利用某些物质资料改变和影响劳动对象,使其变成适合人们需要的产品。劳动资料中最重要的是生产工具,它相当于人的器官的延长和扩大。生产工具的发展状况,是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物质标志。除了生产工具以外,劳动资料还包括除了劳动对象以外的一切物质条件。
③劳动者是生产力构成要素中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任何先进的生产工具都需要劳动者来制造和使用。在生产力的三个要素中,劳动者是生产的全部过程中的人的因素,劳动者的劳动称为生产劳动。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是生产的全部过程中的物的因素,它们又称为生产资料。生产力中的这三个实体性要素,都与一定的科学技术水平紧密联系着。劳动者的科学技术知识愈丰富,劳动技能就愈高。科学技术愈发展,生产工具就愈先进,劳动对象的数量和质量就会提升。
在物质资料的生产的全部过程中,人们只有结成一定的关系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活动,才能与自然界发生联系。人们在生产的全部过程中结成的各种经济关系,称为生产关系。由于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因而生产关系是人们最基本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包括三个方面: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人们在直接生产过程和交换过程中所处的地位和关系;产品的分配关系。其中,生产资料所有制是整个生产关系的基础,它决定着生产关系中的其他方面。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构成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生产力是生产方式的物质内容,生产关系是生产方式的社会形式。它们既矛盾又统一,推动着人类社会生产方式的不断运动。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统一体中,生产力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生产力是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社会生产方式的发展和变化,一般总是先从生产力的发展变化开始的。生产力的发展,使旧的生产关系与它不相适应,要求建立新的生产关系,从而引起生产关系的相应变化。从根本上说,有咋样的生产力,就会有咋样的生产关系与它相适应。历史上每一种新的生产关系的出现,归根到底,都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生产关系是人们在物质生产和再生产的全部过程中结成的相互关系。它是各种社会关系中最基本的关系。政治关系、家庭关系、宗教关系等各种社会关系,都受生产关系的支配和制约。生产关系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生产关系是指直接生产过程中结成的人和人的关系;广义的生产关系是指包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诸关系在内的生产关系体系。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生产关系,就是人们在社会生产总过程中所建立的诸方面经济关系的总和。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在社会生产中,生产力是生产的物质内容,生产关系则是生产的社会形式。两者的有机结合和统一,构成社会的生产方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又反作用于生产力。在一定社会形态中,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该社会的经济基础。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并与它相适应的政治法律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是社会的上层建筑。两者之间有着辩证统一的关系:一方面,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另一方面,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反作用。
答:理性预期是指在有效地利用一切信息的前提下,对经济变量作出的在长期中平均说来最为准确的,而又与所使用的经济理论、模型相一致的预期。理性预期由约翰·穆思在其《合理预期和价格变更理论》(1961年)一文中首先提出。实际上,理性预期包含以下三个含义:
根据经济学理论和各国的经验,劳动力参与率反映了潜在劳动者个人对于工作收入与闲暇的选择偏好,它一方面受到个人保留工资、家庭收入规模,以及性别、年龄等个人人口学特征的影响,另一方面受到社会保障的覆盖率和水平、劳动力市场状况等社会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个人和社会的多方面因素共同影响着个人的劳动力供给选择,并最终影响了社会整体的劳动力参与率。
答:(1)支出乘数指在实际货币供给不变的情况下,增加支出使均衡收入水平产生多大的变动。以政府支出乘数为例,表示增加政府支出使均衡收入水平产生多大的变动。在三部门经济中,用公式表示为:kg=ΔY/ΔG=1/[1-b(1-t)]。式中,kg表示政府购买支出乘数,ΔY是收入变动,ΔG是政府支出变动,b是边际消费倾向,t是边际税率。
(2)货币乘数又称为“货币创造乘数”或“货币扩张乘数”,指中央银行创造一单位的基础货币所能增加的货币供应量。货币乘数用mm表示,mm=(1+cu)/(re+cu)。其中,re为准备金-存款比率,cu为通货-存款比率。影响货币乘数的因素有:通货-存款比率和准备金-存款比率。通货-存款比率越低,公众作为通货持有的基础货币越少,银行作为准备金持有的基础货币越多,银行能够创造的货币越多。因此,通货-存款比率的下降提高了货币乘数,增加了货币供给。准备金-存款比率越低,银行发放的贷款越多,银行从每1单位准备金中创造出来的货币也越多。因此,准备率-存款比率的下降提高了货币乘数,增加了货币供给。
答:黏性工资指不能迅速地反映劳动力市场供求的变动,只能缓慢地根据劳动力市场状况改变而调整的工资。工人的名义工资通常不能随着经济条件的变化而迅速调整,在短期内表现为“迟钝的”或“黏性的”。黏性工资模型即阐述黏性名义工资对总供给影响的模型。该模型假设劳动力的需求数量决定就业,以及工人和企业根据目标实际工资和对价格水平的预期来确定名义工资水平。当名义工资是黏性的时候,价格水平提升会降低实际工资,促使企业多雇佣劳动力,从而生产出更多的产品,总供给增加,所以短期总供给曲线是向上倾斜的。
新凯恩斯学派提出工资黏性的理由:①合同的长期性;②合同分批到期的性质;③效率工资论;④长期劳动合同论。新凯恩斯主义学派黏性工资论认为,无论是通过合同制还是理性预期机制来稳定工资水平,都可能会导致通货膨胀和失业并存,因此有必要对工资制度进行改革,努力降低劳动力成本,刺激公司制作和用人的积极性,这就要求建立完整而有效的劳动力市场,工资完全由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和劳动者提供劳动的质和量来决定,工资是调节劳动力资源配置和流动的唯一手段。
即使经济可提供足够的职位空缺,失业率也不会等于零,经济中任旧存在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摩擦性失业是由于劳动力市场运行机制不完善或因经济变动过程中的工作转换而产生的失业。结构性失业是因经济结构变化,产业兴衰转移而造成的失业。这两种失业能够最终靠完善劳动力市场运行机制、增加对失业者劳动技能培训等措施,使其在程度上有所降低,但不能彻底消除。
公开市场业务的目的是:①通过政府债券的买卖活动收缩或扩大会员银行存放在中央银行的准备金,进而影响这些银行的信贷能力;②通过影响准备金的数量控制市场利率;③通过影响利率控制汇率和国际黄金流动;④为政府证券提供一个有组织的市场。公开市场业务被认为是实施货币政策、稳定经济的重要工具。例如,经济扩张时,实行卖出政府债券的政策,能够大大减少商业银行的准备金,降低它的信贷能力,促使贷款利率上涨,遏制过度的投资需求;经济萧条时,则买进政府债券,以便于提高商业银行的准备金,扩大它们的信贷能力,促使利息率下降,从而扩大投资需求。
作为中央银行最重要的货币政策工具之一,公开市场业务有着非常明显的优越性,这大多数表现在:①通过公开市场业务可以直接调控银行系统的准备金总量,使其符合政策目标的需要;②中央银行通过公开市场业务可以“主动出击”,避免“被动等待”;③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可以对货币供应量进行微调,也能够直接进行连续性、经常性、试探性甚至逆向性操作,以灵活调节货币供应量。
①再贴现率是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及别的金融机构的贷款或者说放款利率。再贴现率越低,所借的准备金越便宜,银行在中央银行贴现窗口所借的资金就越多。因此,贴现率的下降增加了基础货币和货币供给,贴现率的上升减少了基础货币和货币供给。中央银行作为最后贷款人,通过将储备金借给银行来改变基础货币和货币供给。
③法定准备金率是中央银行为保护存款人和商业银行本身的安全,控制或影响商业银行的信用扩张,以法律形式所规定的商业银行及别的金融机构提取的存款准备金的最低比率。中央银行有权决定商业银行和其他存款机构的法定准备金率,如果中央银行认为要增加货币供给,就能够更好的降低法定准备金率,使所有的存款机构对每一笔客户存款只需留出更少的准备金,或反过来说,让每单位货币的准备金可支撑更多的存款。
我国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频繁调整主要是上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频繁上调主要是针对我们国家的经济中长期存在的货币供给量过多以及由此引发的通货膨胀问题,而货币供给量过多的根源在于外汇占款带来的基础货币过度投放。央行虽然采取了其他政策工具回收流动性,但并没有完全抵消外汇占款的影响,我国通货膨胀压力持续存在,央行不得不使用被国外已经摒弃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作为主要的调控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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