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宇平评《蒋彝和他的文友》｜“灵魂上起作用”的文化交流

  《蒋彝和他的文友：旅英华人的艺术创作与社会交往（1930-1950）》，[英]保罗·贝文、[英]安妮·韦查德、[美]郑达主编，周小进、崔新羽等译，东方出版中心，2023年11月出版，276页，78.00元

  近年来，蒋彝（1903-1977）这一个名字为愈来愈多的研究者关注，并逐渐走入读者大众的视野。这位旅居海外四十多年的中国书画家、作家，自1930年代中期起就以图文并茂的英语写作俘获了大量英美读者，多年来长盛不衰，1940年前后他讲述欧洲战况的文章见诸国内报端，中文本的《战时伦敦》在上海正式出版，但此后及至1980年代，他的名字才又出现在中文书籍上。2000年之后，蒋彝最负盛名的“哑行者”画记系列在英美再版，并陆续有了中译本与英汉对照本，其余作品之译介亦在展开中。就国内而言，对蒋彝的研究从2012年其传记（郑达：《西行画记——蒋彝传》，商务印书馆，2012年）面世，到2018年首部专著（任一鸣：《文化翻译与文化传播：蒋彝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8年）出版，再到2023年底《蒋彝和他的文友：旅英华人的艺术创作与社会交往（1930-1950）》一书推出，其个人形象愈见清晰，其所代表的一类人及其周围的一群人亦触发了人们的兴趣。此外，蒋彝的两位重要文友，同样作为中西文化交流重要人物的陈西滢和熊式一，新近恰有相关文献资料与翔实传记出版，即2022年末出版的《陈西滢日记书信选集》与2023年出版的《熊式一：消失的中国莎士比亚》。这些书互相呼应与补充，呈现了这群人在异国展开的跨语际文艺实践，“中国现代作家的双语创作及其影响”这一长期被忽视的话题得以扩容与激活：“创作”的范畴及其生成在更为宽广与灵活的意义上被理解，对“影响”的追问更加全面、细腻与纵深，他们的个体性情、人际网络与日常生活也被不无反思地予以观照。

  《蒋彝和他的文友》（Chiang Yee and His Circle）一书缘起于2019年夏在英国牛津召开的名为“哑行者：蒋彝在英国，1933-1955”的学术论坛，它旨在纪念，同时庆祝蒋彝的牛津故居获得英国文物保护“蓝牌”。蒋彝是继老舍与孙中山之后，第三位获颁“蓝牌”的华人，该蓝色铭牌介绍他是“艺术家与作家”，并刻上了他的笔名“哑行者”（The Silent Traveller）——这一个名字陪伴和映照着他身处异国的文艺生涯，蕴含着他全部的困境、教养、智慧与力量。

  “行者”对应着蒋彝远渡重洋、离家万里的现实，但仍回溯到中国文化传统之中，与“孙行者”“武行者”构成互文，他自认排行“第三”，并自嘲“不能打虎无神通”（蒋彝：《自嘲》，《蒋彝诗集》，友谊出版公司，1983年，263页）；同时，“行者”是蒋彝流寓海外，不懈行走的人生姿态，他最有代表性的“游记”书写由此别具形式感与自传性，如此地天经地义，理所当然。那个“哑”字更是惊心动魄，相较于“silent”在英国人那里引发的短暂不安（“哑行者”系列的第一本《湖区画记》出版时，出版商起初拒绝采用英文书名The Silent Traveller in Lakeland，“因为他们担心一个一声不响的中国人，在英国到处走动，难免不引起苏格兰场[英国警察厅刑事部]的怀疑呢”，后在蒋彝的坚持之下，出版商做出让步，参见钱歌川：《蒋彝成名的经过》，1978年8月（香港）《海洋文艺》第五卷第八期，77页），中文世界里“哑”至为决绝，蒋彝改原字“仲雅”为“重哑”，“重”之于“哑”，无论作动词还是程度副词来理解，都给予了肯定与强化，“哑”是在异语言世界里天聋地哑、一团漆黑的艰难，也是本国民间传统文化给予的坚忍自持、讷言敏行之极致，并最终在不同语言文化的碰撞交接中，以中国笔墨为英文阅者绘声绘影，重新写且重笔写“哑”，以“哑”说“雅”，使之成为蒋彝的，某一些程度上也是中国人的方法、风格与符号。

  蒋彝去国离家四十二年，于1975年首次回国，1977年再度回国时因病去世。国内对他公开的纪念与推介，始于1982年5月中国美术协会举办的蒋彝遗作展，他的多位旧识为之题字撰文，如李政道题诗以“行者虽然哑，著作全球知”描述其海外影响，杨宪益的《写在蒋彝展览前夕》回顾了他们的结识及蒋彝的大致生平与功绩。1982年6月14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侯桐的《忆蒋彝》，作者在追忆并绍介蒋彝的同时，尤为强调他“爱国者”的身份。在这一时期回忆文章中，叙述最为细致也最见深度的，是1982年底发表的叶君健的《忆蒋彝》，该文至今读来，仍富于启发。

  在叶君健看来，蒋彝的作品是极为“独特”的，并切实地影响了英国评论界与英美读者：“哑行者”系列游记“每一部都像一个大型的画册”，除了英文文稿，还有彩色插页、线条画，以及用书法形式呈现的旧体诗，“他把诗、画和散文揉成一气，形成一个有机整体”，代表了“一个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生活、文化、艺术和风物的看法和解释”；除最具代表性作品之外，蒋彝还写小说、儿童故事、报告文学，以及“介绍中国绘画、文学和书法的属于基本知识性的专著”。沿着叶君健的观察和概括，做进一步引申，可以说，蒋彝跨语际文艺实践的独特性在于：他那有机融合的形式既是一种强烈的个人原创风格，又是对中国文化传统高度继承；同时，他的作品有一种新鲜活泼、敏锐幽默的普及性，因而受众是广泛的，既有文化界的关注与认可，也拥有从英国发展至“事实上遍及了五大洲”的普通读者。

  较之于通常所谓的“中西方文化交流”，叶君健指出蒋彝展开的是东西方皆少有人做过的“极为深刻的文化交流”，“这种交流是在灵魂上起作用”。蒋彝在中西艺术史上的影响，已有赫伯特·里德（Herbert Read）、E. H. 贡布里希（Ernst Hans Josef Gombrich）以及柯律格（Craig Clunas）等艺术史家的关注与言说为证；蒋彝的传记作者郑达对上述“深刻”之处，亦有精彩阐释，如他谈及蒋彝游记作品中比较手法的运用与“旨在发现各民族的相似之处”的追求，“帮助读者在一个广泛的全球范围内重新评估他们自己和他们的文化”（郑达：《西行画记》，第8页）。这里“灵魂上起作用”的说法，更应放到广大的普通读者中去看。叶君健以蒋彝为英国童话芭蕾舞剧做舞台和服装设计为例（见书中《蒋彝与英国芭蕾》一章），“据说英国观众喜爱这种东西方结合的芭蕾舞演出，由此看出蒋彝的艺术在英国具有一定的群众性”，而这样的“群众性”例子，即使放到2000年之后，还可再举一二。

  《牛津画记》（The Silent Traveller in Oxford）2003年在美国再版时，英国著名记者、评论家戈弗雷·霍奇森（Godfrey Hodgson）作了序言。戈弗雷与蒋彝并无交往，亦非其研究者，大约是牛津出身与声名使他收到了稿约，他半开玩笑地抱怨编辑并未对蒋彝做什么功课，不过，这个没做功课的编辑仍能毫不费力地遇上一位七岁就读“画记”的读者，蒋彝作品在当时英国受欢迎程度可见一斑。戈弗雷起笔时不无煽情地写道，“在我的一生中，总有哑行者紧紧相随”，“他拿着画笔与古墨，悄悄地在我身后蹑足随行，不曾间断”。孩提时期，戈弗雷就知道“哑行者”是中国绅士，“以有趣的中国画法描绘许多我所熟悉的景色”，他回顾了生命中与哑行者作品相遇相伴的四个时刻，一些零落的欢喜、亲切、惊异与慰藉跃然纸上，可也就这么多了，如他自己所供认的“仅止于以上所记的内容”（戈弗雷·霍奇森：《前言》，蒋彝：《牛津画记》，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7年，第III-IV页）。然而，反过来想，这种之于普通读者的、连绵而不能忘怀的“有限”记忆恰是真实可感的“在灵魂上起作用”，是哑行者给予的“润物细无声”。

  肖恩·白塞尔（Shaun Bythell）是英国当代知名的书店店主，以冷幽默吐槽图书业现状而走红。在他2020年出版的畅销书《书店里的七种人》（Seven Kinds of People You Find in Bookshops）中，有一种书店里的人被名之曰“Viator non tacitus/ the Not-So-Silent Traveller”（不那么沉默的旅人），这显然与“the Silent Traveller”构成了互文。作者果然从蒋彝说起，讲述“每当蒋彝的书到店里时”，自己由阅读产生联想与好奇，叹服“蒋彝的魅力基于他观察世界的视角非同寻常”，“他敏锐地意识到，当我们在缺乏文化参照点的情况下，那些哪怕最平凡的举动都能充满魅力”（[英]肖恩·白塞尔：《书店里的七种人》，姚瑶译，北京联合出版社，2021年，135-136页）。作为一个普通读者，肖恩的体悟诚如叶君健所说，蒋彝的书“为英国人提供了一面镜子，同时英国人又在这面镜子中见到了中国”，蒋彝这双来自异文化的眼睛真正地吸引和打动了他们，更进一步来说，当生活在今天的英国人能以“the Not-So-Silent Traveller”来指涉和谐趣时，意味着“哑行者”已在某一些程度上积淀为他们共同的知识与文化背景，这是非常了不起的。身在英国的蒋彝研究者也证明，他“留下的文学遗产传之久远”，“今天的一般读者仍然知道蒋彝的名字，英国各地二手书店里也还能看到他的很多作品”（164页）。

  在叶君健文章的最后，他谈到蒋彝对于中国文化艺术有着“非常严肃的痴”，是“一个对世界文化做出贡献的画家、诗人和散文家”（叶君健：《忆蒋彝》，《百花洲》1982年12月第六期；后改名为《哑行者》，收入政协九江市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九江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海外赤子蒋彝》，1992年，56-67页），诚哉斯言。

  关于蒋彝的意义，叶君健的敏锐把握并非仅源于他们是昔日同在英国的旧识，更因他自己同样深刻地内在于“东西方文化交流”之中，识得其中难易与关窍。他毕业于武汉大学外文系，既从事中英之间的翻译工作，也创作英文小说，甚至主编过英文刊物《中国作家》（Chinese Writers），“这份刊物在中国的对外宣传中，以纯文学期刊形式出现，还是破天荒第一次”（宋韵声：《跨文化的彩虹——叶君健传》，辽宁大学出版社，2014年，51页）。1944年，作为继萧乾之后的中国抗战情况的宣讲人员，叶君健来到英国，在此结识他关注已久的蒋彝。因此，叶君健本人亦作为研究对象之一，出现在《蒋彝和他的文友》一书中。

  这本书分为两个部分，收录了十位撰稿人的十一篇文字。第一部分以蒋彝为中心，探讨其文艺实践与所处的大环境或小环境之间的关系，其中最重要的小环境是他在英国的华人知识分子交往网络，换言之，即他的“朋友圈”。这个小环境/朋友圈在书中以蒋彝曾居住的“汉普斯特德”（Borough of Hampstead）称之，那是伦敦西北部的市镇，是1930年代最有艺术活力的地区之一，多国的各类艺术家在此居住；熊式一、蒋彝和王礼锡等中国作家、艺术家亦安家于此，戏剧家熊式一热情好客，他的公寓经常高朋满座，成为旅英文人与短期的中国来访者的驻足之地，中国知识分子的聚合为这里的丰富性和重要性再添一笔。这部分首篇文章的标题“蒋彝的汉普斯特德”，可类比却又不同于“伍尔夫的布鲁斯伯里”，此地除了在生活与事业上滋养作为成员的蒋彝，以及使群体成员间彼此影响外，更是华人知识分子在异语言跨文化语境里的离散社群。英国艺术史家里德也住在该地区，他能将来自各国的不同文艺群体关联起来，作为蒋彝的朋友和邻居，他对其作品有重要的推介之功。这本书的第二部分直接名为“蒋彝的朋友圈”，分篇讨论了蒋彝旅英时期的华人文友，既呈现他们个人的文化贡献，也进一步探究他们在英国的日常生活与社会交往。

  虽然，叶君健1944年抵达伦敦时，蒋彝早因德军对伦敦的频繁空袭搬至牛津居住，但“汉普斯特德”对于旅英华人，尤其是知识分子来说，一度是社会交往和情感维系的中心，具备了社会地理学和文化地理学意义，可当作知识分子离散社群（有时是关系更为松散的暂住人员的聚合）之喻指和泛称。涉及叶君健的讨论在第二部分的《探索英国出版、寻找英语读者——五位中国作家》一文，蒋彝、萧乾、叶君健、罗孝建与崔骥五位在英国出版作品的中国作家是其研究对象。文章聚焦他们作品在英语世界得以流通之网络，从而将对跨语际文艺实践的探讨落实于关键环节；换句话说，需要回答的是：在“灵魂上起作用”之前，蒋彝们如何抵达读者，尤其是广大的普通读者？作者引用帕斯卡尔·卡萨诺瓦（Pascale Casanova）的观点，在“世界文学体系”中，要衡量一门语言的“文学性”，“不是根据它拥有的作者和读者的数量来衡量，而是根据它拥有的出版商、编辑、批评家，尤其是翻译人员来衡量的，他们能保证文本在语言中的传播”，以此来凸显由编辑、出版商与翻译构成的网络之重要性。作者详细讲述了中国作家与英国编辑、文化要人们的连接与友谊，尤其是萧乾与叶君健，他们抵英前就与这里的精英文人圈有私交，“能深入英国文学和知识网络”，文中评价叶君健在离开英国时，“几乎已经成了‘英语作家’”。

  该文对作家作品得以流通之网络的讨论主要放在中英人士之间，而中英人士之间关系网络仍可进一步追溯其生成底盘，对此作者做了精要提及：“这些多才多艺的中国作家团结一心，任何一个人都‘罕见地掌握了独特的英语文体’，在改变二十世纪人们对中国的态度上扮演了各自的角色。”这里的“团结”一方面指一致的信念，要通过文艺增进东西方之间的了解，为战时中国争取更多援助，它又呈现在日常生活中细碎而绵延地展开，“他们不仅共享住所、家庭生活、友谊，也分享事业中的人际关系”，例如1930年代中期，熊式一向他的出版商推荐了蒋彝，十年后蒋彝又向同一家出版商推荐了叶君健。如果我们回到上述“汉普斯特德”的话题上来，这种知识分子离散社群的作用与影响有待深入探讨——不妨将之称为“汉普斯特德”效应，而该书中《蒋彝与熊式一夫妇——团结、乡情及种族表现的生产机制》一文正是“汉普斯特德”效应的极佳个案研究。

  这篇文章以蒋、熊之间的关系为例，探讨了离散艺术家之间的种族纽带，以及他们面临的“种族表现的生产机制”对纽带关系的损害。“汉普斯特德”效应的正面性常常被关注到，同胞情谊（有时可能是关系更近的同乡、朋友等）能促成在海外人们的往来、聚集与团结互助，更何况这些知识分子往往有共同的文化抱负，在战时又添民族使命感，由此形成一种互相提携与合作伙伴关系；不过，“汉普斯特德”存在的意义不限于此，它还是一个情感中心，为离散人群提供情感的抚慰与寄托，或者说，为他们创造了一个像家的地方。除此之外，该文尤为醒目地提出了“种族表现的生产机制”，意指在异域的政治经济体制和文化语境下，“只允许少数中国艺术家或作家进入公众视野，而这些人又面临多重压力：既要表现其‘文化’或民族，又要为谁拥有表现的权利、表现什么样的中国特性等问题去竞争”（180页）。这就容易导向“汉普斯特德”效应那微妙乃至负面的部分。然而，该文最后的措辞似乎夸大了这种竞争压力，“压力之大，足以破坏建立离散社群的艰苦努力”，“在离散华人共同社会地位的脆弱基础上好不容易才建立起来的深层纽带，最终因此断裂”——文中只有少数的例证支撑这些判断，对于蒋、熊二人后来关系的大不如前，“互相鄙视”，熊家后人亦解释为他们性格不同。在异域文化生产体系内，离散华人之间的竞争是存在的，但不宜对此做极端的理解；在中西文化交流中不同的个体有不一样的选择和机缘，完成了各自的角色。

  尽管《蒋彝和他的文友》一书中对“汉普斯特德”及其效应的探讨已足够多面和复杂，但以蒋彝为中心仍可以串联起更多人物与面向，例如翻译家钱歌川，他在蒋彝去世后曾撰文回顾了他们在英国的交往（钱歌川：《蒋彝成名的经过》；《追忆两个同庚好友——蒋彝和王云槐》，《香港文学》1985年12月第十二期，40-41页），又如《陈西滢日记书信选集》中对1944至1946年的旅英华人知识分子往来的记述，有诸多富有意味的文献材料有待爬梳与阐发。而对蒋彝的“汉普斯特德”的讨论也不能仅限于英国，旅美时期的蒋彝应和着大小环境的变化，伴随着自身的调整，其创作上有了新变化，往来的重要文友也变成了杨联陞、陈世骧和夏志清等人。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华人知识分子圈里，蒋彝无疑是商业上成功的、知名度最广的作家，一个有趣的例子是，1960年代中期张爱玲的英文小说The Rouge of the North（《北地胭脂》）想要出版，夏志清托哥伦比亚大学的同事，也是他的办公室室友蒋彝问其美国出版商诺登公司（W. W. Norton）是否有出版机会。大概久无讯息，张爱玲来信说，“托蒋彝的事，我觉得不必问他了，Norton不会有兴趣的，他只忙着自己也是常情，在国人尤其是意中事”（张爱玲1965年6月16日致夏志清函，夏志清编注：《张爱玲给我的信件》，天津出版集团，2020年，17页），言语间难掩负气与失望。蒋彝到美国后出版的《巴黎画记》《波士顿画记》和《旧金山画记》销路甚佳，他之前积累的写作声望、为之做出的投入准备、他的美国经纪人与出版商的运作皆发挥了作用。《旧金山画记》出版时，夏志清给哥哥夏济安写信，道出了他的私下意见：

  蒋彝其实是极hard working的西方化的职业作家，书中冒充中国philosopher，所发表的许多意见感想，都是很庸俗的。英美第一流的traveller很多，他们学问广博，对人对物都有新见，蒋彝则贩卖些中国的旧诗旧笑话而已。蒋彝装得很casual的样子，其实写这本书，把旧金山的掌故一定看得不少，而且故意要迎合洋人心理，一定是很吃力的事。蒋彝二十岁时即去游过海南岛，可见当时对旅行的确真有兴趣，他的那篇《海南岛》报告曾在《东方杂志》发表，文字极老练。（夏志清1964年11月1日致夏济安函，王洞主编、季进编：《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卷五：1962-1965》,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685页）

  夏志清对蒋彝的批评并不新奇与鲜见，事实上，关于“中国特性”，以及如何在西方讲述中国的争议与反思既是蒋彝的写作起点，也在他整个写作生涯中如影随形，似蜜糖又似砒霜，成为他被欢迎与赞赏、轻慢与批评的理由。《蒋彝和他的文友》一书中，柯律格、郑达和特莎·索恩尼利都谈及1930年代中后期开始，西方社会需要的“真实的中国人”的新声音，这当中蕴含着重要的视角转换：中国不能只由西方作者来阐释——蒋彝和他的文友们出现在这个历史当口。同时，蒋彝们自身更有传达“（真实）中国”的强烈渴望，置身此间的他们敏感于因种族国籍而产生的间隙与误解，自觉于改变西方人眼中中国形象的使命。

  在1938年出版的《伦敦画记》的前言里，蒋彝描述了自己“动不动就落入某种刻板印象”的情形，这位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哑行者”秉持孔夫子“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的教诲，采取了以异国风景人情为对象、以“求同存异”为方法的写作策略（蒋彝：《前言》，《伦敦画记》，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7年，第XV-XXIV页）。不过，常被人忽略而并非不重要的，还有他异常明确的读者定位与叙事形式，是“绝非为取悦学富五车的人而写”的“零碎叙事”。这种文化上的“零碎叙事”为郑嘉仪所关注，她指出蒋彝以这些生活片段对抗的是“特定文化知识上的等级差异”（52页），叶树芳则更为具体地指出了蒋彝与熊式一与只和“布鲁姆斯伯里”一起的新月社（如徐志摩、凌叔华）那帮人不同，他们“希望接触普通大众，增进他们对于中国和中国人的了解”（168页）。前文已提及蒋彝作品在英国颇强的群众性与传播力，而蒋彝对自身写作的通俗/“非学者”设定正与之相关相应，可由此出发进一步理解蒋彝的意义与价值。

  仍是在这篇《伦敦画记》的序言里，蒋彝表示希望读者“客观地”批评其作品，既不因它们不够“中国化”而不喜欢，也不因带有“中国味”就喜欢（蒋彝：《前言》，《伦敦画记》，第XV、XXII页）。他对读者的这番告白当属真诚，针对的是一种被僵化了的中国印象；但同时，他无法否认作为真实中国人“天然”拥有的中国视角对读者的召唤与影响，对此自觉与不自觉的使用都易滑入所谓“迎合洋人”的或有理或无理的批评。柯律治指出“‘中国视角’中蕴含着一种身份表演”，为蒋彝亮相英国的第一本书《中国之眼》修改与润色英文的英国女性贾静如（Innes Jackson）故而“必须”隐身，但他们的合作喻指着柯律治细致考证后的结论，“《中国之眼》远不是中国精髓的简单涌现，它本身就是一个跨国诠释产生的艺术品”（168页），更进一步说，在跨语际跨文化交流中，“（纯）中国”与“（纯）西方”的观念已处于共有的、彼此可交错与挪用的网络中，“中”“西”二元之间的流动性应当被注意到。

  蒋彝避谈现实政治，结合中国传统艺术形式的游记书写，乃至直接以传统书画为对象的讲述，既能为他赢得大部分读者，也会让他受到质疑，他在英国初立足时，甚至被伦敦批评家说成是“奇怪的”“属于过去时代的中国人”。叶树芳评议说，“正是这个原因，蒋的游记虽充满诗意的冥想，他却总要在插图中将自己置身于现代都市”，这个刻意“刺穿了久远古中国幻想”的行为呼应着蒋彝的公开批评——“很多西方汉学家并不乐意读我们更易懂的新式文章”“世人对中国文学的误解该有多深啊”（蒋彝：《谈书籍》，《伦敦画记》，114-115页）。陈西滢的私人日记也可为之佐证，其中记录了蒋彝的日常意见：“要人知道中国是一个现代的民族，不是过去的古国。”（傅光明编注：《陈西滢日记书信选集（上）1943-1944》，东方出版中心，2022年，401页）他的这番心声，可说是当时处于中西交流之中的中国知识分子，甚至支持中国的外国友人的共同愿望。特莎·索恩尼利在其文章中特别以“‘活的姐妹’而不是‘死的祖先’”作为小节标题触及了这一话题。标题内容来自美国作家、记者项美丽（Emily Hahn）1937年的呼吁：“西方的兄弟们何时才能把她（中国）当作活的姐妹，而不是死的祖先呢？”（143页），这也让人联想到1936年出版的由埃德加·斯诺编译的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集的名字“Living China”（活的中国）。那么，怎样才是对“活的中国”的传达呢？面对当时西方世界的“好古（中国）”乃至东方主义的眼光，中国人的“涉古”讲述的确会变成复杂微妙、如履薄冰的实践。

  相较于蒋彝，以古中国故事《王宝川》成名的戏剧家熊式一更受争议，后者个性张扬，以刻意的中国传统装扮露面。保罗·贝文指出他在“在欧美的形象是一个充满‘东方’意味的神秘土地的产物”，“他的人格也随着西方戏剧圈对此等人物的需求而发生明显的变化”（198页）。不过，面对洪深《辱国的〈王宝川〉》（1936年7月《光明》半月刊第一卷第三期）的激烈批评，熊式一的回应值得思索，“假使推崇和称道旧的成就和传统的生活就是看轻和忽略新的事物与现代精神，那么辱骂蔑弃旧的成就和传统生活就是推崇和称道新的事物和现代精神了吗？我绝不忽略和看轻新的事物与现代精神，只要确实是中国的，只要是好的”（㦮子：《熊式一在南京》，《汗血周刊》1937年第八卷第四期，75页，转引自郑达：《熊式一：消失的“中国莎士比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3年，158页）。痴迷与标榜“骸骨”是可疑可怕的，但“活的中国”里有不死的“古”中国，不能将“古”固化起来而弃绝之。同时，叶树芳的研究表明了熊式一“将中国和中国人置于当代国际文化之中”的努力，他试图通过戏剧《北京教授》（1939）和小说《天桥》（1943）让西方大众了解当时中国的社会与政治，“熊在《王宝川》成功后很多年里，一直将中国现实作为其创作的核心部分”，只不过未再获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

  鲁迅曾期待“精通外国文者”，改变当时中国对外“有话难开口，弄得一团漆黑”的现状（鲁迅：《340306致姚克》，《鲁迅全集·13》，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39页），他致信年轻的翻译家姚克——埃德加·斯诺编译《活的中国》的中国助手，鼓励他用英文创作，“中国的事情，总是中国人做来，才可以见线致姚克》，《鲁迅全集·12》，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496页）。《蒋彝和他的文友：旅英华人的艺术创作与社会交往（1930-1950）》一书，打开了一群“真实的中国人”在西方——尤其是在“二战”中的英国——传达“活的中国”的复杂文化实践，提供了诸多别具启悟性的观察视角；它推动着对“哑行者”蒋彝的当代发现与深入认知，重温与召唤着“在灵魂上起作用”的“深刻的文化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