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生产力、生产关系与人自身解放发展的互动

  笔者在１９９８年纪念中国改革开放２０年时曾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解放生产力、解放生产关系、同时也解放人自身的新纪元。”那么， “三个解放”命题其各自的关键词是什么？作者觉得“解放生产力”的关键词是“富强”和“繁荣”；“解放生产关系”的关键词是“市场（经济市场化）”和“民主（政治民主化）”；“解放人自身”的关键词是“自由”和“人权”。这三方面正是我们所追求的。在这“三个解放”中，解放生产力，实现国家的富强和繁荣，是中国现代化之基；解放生产关系，实现经济的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是中国现代化之源；而解放人的自身，实现中国人的自由、人权及其发展，则是中国现代化之本。

  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是实现人自身发展的物质基础，特别是在金融危机的情况下，保持经济发展很重要。把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与人自身的解放和发展对立起来，仅仅看作是“物本”的问题，是不妥当的。要实现就业、消费、社保、减贫等与民生有关的问题，哪一项能离开生产力的发展？当然，这里讲的生产力发展，要有新的思维。它不单单是一个经济稳步的增长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包括经济结构、发展方式乃至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人与自然关系在内的现代发展体系。务必要把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放在“三个解放和发展”的基础性位置上。

  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首先是“解放”。前３０年的改革过程，是一个解放生产力的过程。所谓解放，就是要“解开、释放”。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期，正因为解开了人民公社及其僵化的农业经营模式这个死结，才释放了蕴藏在农民身上极大的生产力；９０年代初期，正因为解开了市场经济“姓资姓社”这个死结，才释放了国有企业、非公经济、长期资金市场等的生产力；新世纪初期，正因为解开了多年中国“入世”谈判这个死结，才释放了中国被封闭型经济所束缚的生产力……综观过去３０年，中国之所以创造了经济稳步的增长的奇迹，与生产力的解放是密不可分的。但是，下一阶段，别认为只有发展生产力，而没有解放生产力的任务了。实际上，中国任旧存在生产力被压抑、被束缚的问题，从而要进一步“解放”。

  在注重“解放”生产力的同时，还要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所谓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就是按照生产力的自身运动规律，解决自身内部的矛盾。２００１年笔者在完成的《关于先进生产力的内涵、特征及发展规律性研究》报告中曾分析了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几个规律性趋势：第一，科学发明——技术创新——产业化推进，是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基本路径。第二，量变——部分质变——根本质变（突变），是先进生产力取代落后生产力的运行方式。第三，开拓新产业和改造传统产业，是先进生产力向整个社会生产领域“挺进”的两条主要战线。第四，局部发达地区创造——向全国乃至更大范围扩散——向不发达国家和地区转移，是先进生产力发展的空间运动规律。第五，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利用后发的某些有利条件，先进生产力有可能促进某一产业乃至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这里涉及到技术创新问题、产业体系和区域结构问题、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问题。为此，除了解决体制束缚之外，还要解决技术创新、结构调整、发展方式转变等生产力发展问题。

  生产关系的解放和发展，是一个在研究上比较薄弱、尚待深入探索的问题。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解释，生产关系最重要的包含所有制关系、分配关系以及生产的全部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实质是经济体制的问题。生产关系具有两重性：相对于生产力，它是生产关系；相对于上层建筑，它是经济基础。在整个社会结构体系中，它居于中间层面。在前３０年的改革中，为解放生产力，触动并变革了生产关系，使中国的经济基础已发生并正在发生新的变化，这就打开了第一层“压力罩”。

  下一步，继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应继续触动并变革生产关系，这就需要打开第二层“压力罩”，即：生产关系变革过程中受到不合理上层建筑压抑的问题。真实的生活表明，一些好的制度安排，确实受到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的掣肘。如，要建立公平的分配制度，要建立劳方——资方——政府“金三角”社会架构，由此涉及工会的独立性问题；要确保农民的土地权益，也要建立农民自己的农会组织；要确保社会收入的透明，还要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这涉及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问题。诸如此类。因此，随着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不可避免地提出一个如何把那些被不合理的上层建筑所束缚的生产关系解放出来的问题。

  当新的生产关系从不合理的上层建筑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之后，也有一个本身的培育和壮大的过程。因此，还要发展新的生产关系，使之由弱到强，由小到大，逐步完善。中国决策层提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质就是一个生产关系的发展问题。

  中国３０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和中国“人”自身的解放交织在一起的，虽然两者的发展并不一定是均衡的，但经济发展的进程在某一些程度上也促进了“人”的解放。现在需要研究的是，在第二个３０年改革中，如何搭建“三个解放互动”的平台。笔者建议可优先考虑搭建以下三个平台：

  第一个，技术革命平台。新技术革命的兴起不仅推动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同时也在重塑着人自身。伴随着信息经济的推进，在美国等发达国家，一代“新人”——Ｃｏｓｍｉｃ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ｓ慢慢的出现。这批新人是技术专家，是商人，又是艺术家；他们喜欢新概念，新思想，新的思维方法，喜欢变革，喜欢破除传统的东西；他们不喜欢等级制，认为等级、职务头衔是限制性的，已经过时。中国前３０年的变化中，一批新人的崛起值得关切。看一看，北京中关村里类似联想集团的柳传志、方正集团的王选等民营科技公司的创业者，他们既是科学技术创新专家（有的还是院士），又是企业开发经营者（甚至是世界财富５００强的管理者），还是人文学者或文化人，这些都反映了改革中所重塑的一代新人比较自由的全面发展的新特点。展望下一个３０年，中国建设创新型国家、进而向信息时代过渡，也会使千千万万个企业的创新主体——从经营者到劳动者得到重塑，他们将更自由、更加平等、更加开放。这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人格将获得新的解放。

  第二个，发展方式转换平台。中国面临发展方式转换的历史性命题。它包括三个紧密联系的转变：一是经济稳步的增长由主要是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协调拉动”转变；二是由主要是依靠“二产带动”，向依靠“三次产业协同带动”转变；三是由主要是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的“粗放型”方式，向主要是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的“集约型”方式转变。这些转变，涉及到生产力，涉及到生产关系，更涉及到人。能够说是生产力——生产关系——人三方面互动的大“舞台”。

  第三个，体制变革平台。中国第一个３０年改革带来的变化，体现在三个方面，这就是：人民面貌的变化、国家面貌的变化、党的面貌的变化，其中人民面貌的变化放在第一位。统辖下一个３０年“三个解放和发展”的互动，还必须继续搭建体制变革平台，促进人的主体性的增强和自身的发展。具体来说，应在以下五个方面努力：一是继续促进农民“主体性”的增强和发展；二是继续促进进城务工者群体的发展和壮大；三是继续促进企业职工和管理者“主体性”的释放和发挥；四是继续促进知识阶层，特别是科学技术创新者内在潜能的释放和发挥；五是继续促进个体经营者和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发展和壮大。通过以上五个方面的努力，使他们能以独立的人格力量和自主的经济力量继续驰骋于中国经济舞台，成为新阶段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解放和发展中最活跃的因素和最坚实的社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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